2013年，银行与家属纠纷闹得沸沸扬扬。邓锦芳老人，病重入院，仍然被银行要求由本人亲自前往取钱。老人在取钱过程中突发意外，家属却对医护人员百般阻拦。银行，家属，孰是孰非？言论甚嚣尘上，真相究竟如何？一波三折的“取钱之路”邓锦芳老人，是广州省的一名普通居民。2013年，已过古稀之年的他，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为了治疗，子女们几乎花光了全家的所有积蓄。病情恶化的邓锦芳早已经瘫痪在床，有时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为了减轻子女们的压力，邓锦芳向他们透露，自己的存折里还有两万左右的积蓄，或许可以用来救急。是以，邓锦芳的儿子邓汉林决定将钱取出。邓汉林带上父亲的存折、户口本、一代、二代身份证，一切准备完毕后，他和妻子一起，来到了广东高州新垌信用社大陆坡分社。邓汉林带来的存折没有密码，工作人员提示，按照相关的要求，邓汉林需要提供身份证明。邓汉林拿出了父亲的身份证，工作人员却皱紧了眉头。原来，当年邓锦芳使用存折时，用了“邓锦方”三个字，这与如今邓锦芳的身份证信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工作人员无法判断邓锦芳与邓锦方是否为同一个人，于是要求邓汉林前往社区，开具相关的证明。邓汉林按照要求，来到了居委会，开具了能够证明邓锦芳身份的材料，随后返回信用社。不久后，他再次被要求前往派出所。此时的邓汉林有些急躁，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想到父亲，他还是压住了心中的火气，前往派出所开具了证明。再次来到信用社后，邓汉林被告知，他们只能根据这两份材料，将邓锦芳的开户名改为现用名，至于取钱，邓汉林没有资格，仍然需要邓锦芳本人亲自来。邓汉林向工作人员解释，自己的父亲正卧病在床，无法行走，没有办法来到信用社，请求他们通融一下，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邓汉林气愤不已，与大堂经理发生了争执。大堂经理挑衅地说道：“打针你就拔了针头让他过来。”最终，邓汉林只能与妻子暂时离开信用社。本人到场，生命垂危万般无奈之下，邓汉林只能与亲戚们商量对策。众人经过讨论后一致决定，将邓锦芳带到信用社，取出存折中的钱款。由于邓锦芳行动不便，邓汉林专门雇来了一辆双轮的木板车，将父亲拉到了银行。他们顶着大太阳在中午11时出发，为了避免对邓锦芳造成伤害，邓汉林专门为父亲打着伞。一行人走走停停，终于到达了信用社。巧合的是，上午与邓汉林发生争吵的大堂经理，依旧留在银行。邓锦芳本人到场，便可以取出存折中的钱。然而据邓汉林透露，那名大堂经理一直行动缓慢，甚至故意挡住木板车的路，刻意刁难，拖延时间。一行人被大堂经理无所谓的态度激怒，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老人的家属还疯狂地拍打着柜台与防弹玻璃。众人发泄着自己情绪的同时，并没有关注老人的状况。此时木板车上的邓锦芳，身体状况却不容乐观。监控显示，邓锦芳虽然穿戴整齐，躺在平板车上却一动不动，只有偶尔的抽搐，才能证明他还活着。争吵过后，信用社工作人员注意到了老人的不适，便加急办了取钱的手续。在此过程中，邓汉林等人依旧与大堂经理不停地争执。拿到老人的存款后，邓汉林等人不甘心，向大堂经理索要精神赔偿费，没有立即离开。与此同时，躺在木板车上的邓锦芳，连抽搐的表现都愈加微弱。家属与信用社僵持不下，双方“作战”，一直持续到了中午11点40分左右。在众人没有关注到的另一边，邓锦芳突然剧烈抽搐起来，这一异常的行为，引起了邓汉林的重视。他走到了老人的身边，试探着摸了摸他的额头，随后继续返回，与大堂经理吵架。此时存折的情况原本已经解决，双方的“战争”氛围，却愈演愈烈。12点后，信用社的工作人员经过观察发现，邓锦芳的情况不容乐观。惊恐之余，信用社随即拨打了120。十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了现场，一行医护人员下来，试图将老人抬上救护车。令所有人意外的是，邓汉林命令亲人用车堵住了信用社的门，导致担架根本无法进入。医护人员只能步行来到银行内，为老人做简单的检查。此时邓汉林一行人闹出巨大的声响，已经吸引了众多群众的围观，原本堪称“冷清”的信用社，一下子变得人声鼎沸。医护人员注意到，邓锦芳的呼吸，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医生紧急来到老人的身旁，却被邓汉林的家人当场拦下。与此同时，令医生意外的是，家属竟然还在激动地大声争吵。“我当时就是想要去看看老人的情况，可谁知那些家属对我们说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你们赶快离开，如果你们敢靠近，我们就敢动手打你。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选择离开。”医生如是回忆道。就这样，邓汉林等人放任生命垂危的老人，一点点失去温度。12点40分，信用社工作人员忧心不已，再次拨打了120。家属们注意到，老人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探不到鼻息。医生摇摇头，宣布了老人已经离世的消息。一片闹剧之中，邓锦芳永远离开了人世。邓汉林及其家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悲痛不已地说道：“我觉得整件事情的过程都非常地荒唐，可笑，竟然是一个银行的大堂经理害死了我父亲。”邓汉林口中的大堂经理，成为了一名杀人犯。“银行要求瘫痪老人亲自到场取钱，老人却猝死当场”，这一消息一经传播，便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对于邓锦芳老人的离世，众人在悲痛之余，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信用社罔顾事实，死守规矩，阻碍老人取钱，工作人员也出言不逊，这是失职，更是失德。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则认为，银行向来有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套规则，用以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如果因为不断出现的特殊情况网开一面，社会将没有法度可言。一时之间，两方阵营争论不休。但事实是否真如邓汉林所描述的那样？2013年10月16日，老人离世后，有记者来到了高州信用社。因为此前的意外，信用社显得异常冷清，相关人员专门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事实与邓汉林的描述，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出入，高州市农信社主任向记者解释了事情的经过。首先，工作人员确实向邓汉林介绍了需要到公安局和派出所开具证明的事实，然而他们一次性就说清楚了，并未如邓汉林所说那样，分多次告知。其次，邓汉林和信用社，都对邓锦芳的病情没有准确的预判。2013年9月，邓汉林与工作人员交谈的监控被调出。经过唇语翻译，众人得知他们的谈话内容。在得知邓汉林的父亲无法来到信用社后，工作人员曾经询问道：“什么病？”“脚痛”，邓汉林回答道。“脚痛，你搭他过来取钱不就行了，我这里又不是没有钱。”对于工作人员的建议，邓汉林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应答。针对监控中出现的内容，记者向邓汉林求证，却遭到了他的否认：“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邓汉林给工作人员的回答是，自己的父亲“脚痛”，工作人员只因此认定为轻微的疾病。对此，邓汉林在后来的采访中也表示，“我们做得不足，没够细心，当时我们认为，不是那么严重的，虽然他人在医院里。”显而易见，邓汉林的控诉中，存在着一定的夸大成分。这是否意味着，信用社在此次事件的处理中，不存在着违规行为？非也。主任向记者透露，邓汉林前来取钱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规定”。工作人员专门审查了邓锦芳的资料，发现了不同之处，因此并不能确定，邓汉林取钱的行为是否经过了邓锦芳的认同。为了避免争议，工作人员只能要求邓锦芳亲自来到信用社。“如果给邓汉林取钱了的话，银行的资金就不安全了”，主任如是说。然而针对重症病人，银行系统也有特殊处理方式：即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双方提供的信息不对等，导致工作人员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式。在此之前，信用社很少经历类似老人病重，亲属代为取钱的“事故”，在处理突发状况时，他们缺少足够的经验。与此同时，邓汉林耿耿于怀的大堂经理态度，也存在着态度不当之处。面对邓汉林的情绪，大堂经理确实口不择言，说了偏激的话语。然而在信用社看来，导致此次争端的根源，并不是信用社体系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与此同时，信用社也承诺，一定会对大堂经理进行处分。信用社虽然承认自己与家属存在着沟通不足的问题，却仍然认为，自己是按规定办事。老人进入银行，只是诱发死亡的原因之一。尽管此前邓汉林与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但是在老人来到信用社后，便加急为老人办理了业务。此时如果家属带领老人回到医院，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然而邓汉林等人持续与工作人员争吵，不依不饶的行为，延误了老人的病情，这是毋庸置疑的。家属阻挠工作人员对邓锦芳实施抢救的行为，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众人不禁怀疑，家属久久不愿离去，是否存在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尘埃落定，争议犹存邓锦芳确认离世后，邓汉林便开始与信用社商量赔偿问题。为了弥补老人在银行离世的损失，家属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银行赔偿40万元；第二，银行负责邓锦芳老人的后事，包括下葬、火化等一系列程序。与此同时，家属明确规定，老人只能土葬，不允许火葬；第三，邓汉林要求严惩大堂经理。其中的几点要求，显然超越了信用社的职责与能力范围，双方再次产生了争议。时间一秒秒过去，老人的家属陆续赶来，他们聚集在信用社的门口，一些人甚至拿起来菜刀、砍刀，不停地挥舞着。与此同时，他们搬来了一个煤气罐，宣称谁如果靠近老人，便同归于尽。万般无奈之下，信用社只能答应赔付邓汉林等人13万元。最终，殡仪馆的车来到了信用社，将老人的遗体拉到指定地点火化。至于出言不逊的大堂经理，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切问题解决后，家属们带着手中的“武器”，陆续离开。这场持续了许久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显而易见，老人为取钱猝死银行，家属与银行均需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银行而言，为群众服务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而所有的规则章程，都应该为顾客更好的体验感而服务。广东的这一银行，墨守成规，调查不充分，并未考虑现实。在发生意外情况时，没有经过灵活机动的处理，反而在原有的舒适圈之内安排一切，机构、工作人员都存在着一定的过失。至于家属，也存在着一定的责任。在与银行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时，他们情绪不稳定，这也是导致两方争论不休的最根本原因。恰恰相反，如果家属向工作人员耐心解释老人遇到的一切困难，结局或许会不同。事情发展至后期，家属存在一定的目的性，更让这起社会事件走向悲惨结局……老人猝死银行的悲惨结局，其背后的社会现实与改善方向，都应该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